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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供給變革——以建設最佳營商法治環境為視角
發表時間:2018-10-29 發布者:Admin 點擊率:1183

浙江大公律師事務所 季慧孌 諶波平

    摘 要:隨著國家法治化進程的推進,法律服務供給端改革也迎來了法律服務的全面發展,最佳營商法治環境建設政策為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提供了有力的市場導向,但也存在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高發與法律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的現實困境。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供給變革需“內外兼修”,筆者以刑事訴訟視角探索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六大落腳點,提出加大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產品供給,并強調在提供產品過程中注重律師執業風險防范,以優質的法律產品服務營商環境建設,助力企業長遠發展。

    關鍵詞:營商法治環境、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供給

    一、當前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供給改革的環境與現狀

   (一)市場化供給端變革與法律服務市場的全面發展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我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并在全球經濟間斷性趨冷的不利形勢下創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增長奇跡。法律服務供給的市場化腳步亦隨之得以逐年加快,至此已基本實現了由原本的“計劃式供給”到當前的“市場化供給”的華麗轉變,而應中央政策有利導向,供給端的逐步打開則全面帶動了法律服務市場的發展,這一發展用“迅猛”二字來形容也全不為過,最為關鍵的是其也進一步影響到對法律服務的市場化需求,該種需求同樣呈現出一種不可阻擋的迅猛勢頭。可見,法律服務行業在近十余年間在各類有利政策的支持下蓬勃發展,而供給端與需求端在各類政策指引下的良性對接亦能夠從多個側面反映出這一發展的良性特質,毋庸置疑,法律服務市場在前述市場化進程中也將逐步趨于完善。

   (二)建設最佳營商法治環境政策對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市場導向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會議時就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發表重要講話。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相繼發布了《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關于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等一系列規范性文件,表明了國家領導層面想要建設優化營商環境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決心。

    2018年4月20日,浙江省司法廳發起的全省打造最佳營商環境法律服務專項行動推進會在浙江省衢州市召開。本次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全國“兩會”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政法委的工作部署,對開展打造最佳營商環境法律服務專項行動進行再動員、再部署。[1]繼此,全省“最佳營商環境法律服務專項行動”便如雨后春筍般地先后在寧波、紹興、臺州、金華等各個地市級及區縣級司法局如火如荼地展開。

    從中央到地方,在最佳營商法治環境建設政策的強勢導向作用下,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自然也對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高發與法律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的現實困境

    據《2017年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統計,2017年被公開的企業家犯罪案件有2319例。其中,涉案企業家多達2292人,國有企業家308人,約占涉案企業家總人數的13.4%,民營企業家1984人,約占涉案企業家總人數的86.6%;企業家犯罪次數多達2481次,國有企業家犯罪數為375次,約占企業家犯罪總數的15.1%,民營企業家犯罪數為2106次,約占企業家犯罪總數的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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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及企業家刑事案件多發,特別是民企犯罪案件的數量、人數占全部企業家犯罪案件的數量、人數的比例異常突出,這不僅涉及民營企業的生存,更影響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局,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控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必要性。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高發的同時,面臨的卻是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等非訴法律服務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的困境,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事后救濟理念的根深蒂固。

    “談刑色變”,眾多企業、企業家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忌諱對刑事法律風險事先論證,這一傳統思維在極大程度上阻礙了企業刑事非訴服務的發展。被動化、事后化的法律服務供給理念容易造成企業預期利益的損失,而這一理念也極易反應在法律服務的供給活動中,受這一理念的支配,通過大量的內部信息反饋渠道預先深入了解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成了一句空話,法律服務供給中的風險預防內容自然也極為空洞。

    2、信任基礎缺失

    企業刑事非訴服務的作用基礎是企業經營管理與律師法律服務的緊密連接,這就要求企業與律師之間建立良好地的信任基礎,把律師的專業服務融入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信任基缺失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企業對于刑事法律風險的防范觀念的不足,大多數還停留在只要聘請律師處理民商法律問題就能讓企業健康安全發展,殊不知讓企業承受滅頂之災的往往是刑事法律風險。

    第二,企業經營者追究利益最大化的冒險心理與風險防范保守理念的矛盾。俗話說“富貴險中求”,企業家雖然要有敢闖敢拼的奮斗精神,但并非是指游走法律邊緣的冒險心理。

    在建設營商法治環境的時代背景下,只有依法規范經營的企業方能在法治社會的浪潮中長久地生存下去,冒險投機主義的商業理念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因而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的非訴法律服務也是法治時代的題中之義。

    第三,企業經營者對于企業違規經營行為的僥幸心理,對政商關系這一“保護傘”的過度依賴,認為就算企業有違規行為也可通過非正規渠道予以消除,對于專業法律服務有著天然的不信任感。

    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供給變革的癥結就在于打通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中間地帶,建立供需雙方的信任基礎,用專業的法律服務構建企業的“法治保護傘”,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供給變革。

    3、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產品研發的滯后。

    在內容為王的時代,只有做出真正優秀的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產品才能形成持續的生產力,可現實困境是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產品研發的嚴重滯后,目前尚停留在概念傳播階段,成熟優質的刑事非訴產品尚未形成,亟待律師等法律共同體成員的探索與思考。

    二、“內外兼修”的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供給路徑

   (一)外部:政企聯結的法律服務供給,優化營商外部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在逐步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得以飛速發展,而受計劃經濟體制的余威影響,現有體制雖已從原有的政企一體化實現了向政企分離的轉變,但政企之間的緊密關系卻仍以某種形式得以保留。[2]由于地方政府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往往掌握著極為重要的市場資源,并維持對經濟的持續性干預,因而企業往往須通過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來獲取自身所需要的稀缺資源。已有研究表明,企業通過尋求政企關系有利于獲得政府訂單、信貸支持、行政審批優待等諸多利益,[3]同時,政府亦能夠通過稅務、公安、環境、勞動和社會保障等職能部門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導致企業產能利用率受到影響,[4]故而,通過與政府部門保持良好的關系來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成為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不二選擇。

    就民營商企而言,外部營商環境亟待改善,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行法律顧問制度和公職律師公司律師制度的意見》后,實質上便為外部營商環境的凈化提供了契機。此前,律師作為企業法律顧問,為企業提供訴訟與非訴法律服務已較為普遍,但大面積擔任政府職能機關法律顧問的情形則是在該中央文件頒布后。律師擔任企業法律顧問能夠一定程度上為其日常的經營與商貿活動中提供合規化操作,并通過盡職調查、合同審查等方式預防其一般性的交易風險,但其僅能對平等主體間的民商事活動的風險加以防控,而難以對前述來自行政干預的風險產生實質性影響。而在政府法律顧問機制推行后,律師能夠名正言順地介入到政府職能機關的行政性活動中,尤其是調控性活動,自此律師便能夠作為政企溝通的媒介與橋梁,不僅能夠將企業的需求向政府職能機關進行系統化表達,成為信息供給的有力渠道,而且還能夠將政府經濟的調控活動引上制度化、“陽光”化軌道,擺脫原本的“拍腦袋”式的決策軌跡,以最大程度上杜絕個別腐敗官員權力尋租現象的發生。

    至此,基于前文之分析,我們應該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律師法律服務供給已然為政企聯結開辟出一條全新理路,而使政企關系顯現出一種全新的樣態,這一聯結模式將使政企關系更趨健康化與理性化,也將使政府角色發生根本性回歸,真正做到“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為企業健康發展構筑良好的體制環境。

   (二)內部:律企聯結深化服務供需,規范企業內部運行

    企業刑事法律風險具有易發性,刑事風險存在于企業運轉的全過程,從設立、運營到終止的各個環節都可能發生企業刑事法律風險據《2017年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統計顯示最容易滋生刑事案件的十個環節分別是(以次數由多到少排序):日常經營環節、融資環節、財務管理環節、貿易環節、工程承攬環節、薪資管理環節、產品生產環節、物資采購環節、公司設立變更環節。其中,日常經營環節、融資環節、財務管理環節、貿易環節為企業刑事風險高發環節。因此將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納入到企業日常運營管理,規范企業內部運行,實現“依法救企”到“依法治企”的轉變。

4

    三、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落腳點

   (一)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目的及原理

    企業刑事法律風險防范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防止刑事訴訟風險對企業、企業家的危害,減少企業信譽、財產權益以及企業家自由權、生命權遭受刑事處罰的風險。那么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就要求“用刑訴眼光看非訴”,將刑事訴訟的控訴標準、辯護策略轉化為刑事非訴的落腳點。

   (二)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落腳點——“六防”

    通過對企業常見刑事案件的梳理,企業刑事風險的爆發點通常在業務模式、企業股東、同行關系、企業生產環節、制度執行、員工職務行為、企業家個人行為六個方面,因此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要做好防出錯工作,具體論述如下:

    1、防業務出錯。企業在設立、運營過程中若業務模式合規審查不到位,則容易陷入非法經營罪、集資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刑事犯罪。

    筆者在辦理的多起企業、企業家刑事犯罪案件中,特別是互聯網金融領域內,由于企業業務模式違規導致刑事犯罪爆發的現象屢見不鮮。近年來,最高法、公安部、央行陸續出臺打擊互聯網金融領域內違法犯罪的政策文件,2017年8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指出,對以金融創新名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集資詐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依法嚴厲打擊涉互聯網金融或者以互聯網金融名義進行的違法犯罪行為。持續保持對非法集資犯罪打擊的高壓態勢。2017年6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涉互聯網金融犯罪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對互聯網金融創新中的新型金融業務模式的刑事追訴的范圍和邊界做出了具體論述。2018年6月4日,央行、公安部再度就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打擊地下錢莊及非法外匯交易平臺等有關情況進行討論。在2018年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法律政策宣傳座談會上,公安部經偵局相關負責人表示,2017年全國公安機關立案偵辦非法集資案件8600余起,發案數呈現高位運行態勢。

    金融業務創新的同時,應注意業務模式的刑事合規審查,如提供網絡P2P借貸,應注意避免自建資金池、自我擔保、利用資金變相從事資金放貸等違規行為,筆者在《互聯網金融時代律師業務研究——以P2P網貸平臺刑事法律風險防控為視角》一文中進行了詳細論述。另外,互聯網犯罪中呈現大量的技術犯,由于為他人提供技術服務而陷入刑事控訴的困局,技術中立已不能作為企業“防彈衣”,對此筆者在《徘徊在自由門外的技術無罪——電信詐騙中技術服務提供者的刑法規制》一文中對技術服務提供者的刑法規制作出了系統性論證。

    2、防關系出錯。企業家要注意處理好兩大關系,即股東關系和同行關系,避免因雙方之間的糾紛而引發法律風險,否則有可能面臨“內憂外患”的不利局面。常見的有股東間控訴對方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違法行為,同行控訴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逃稅罪等。

    3、防生產出錯。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容易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污染壞境罪等罪名。

    比如污染環境罪,《國家危險廢物名錄》已于2016年3月30日由環境保護部部務會議修訂通過,自2016年8月日起施行原環境保護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的《國家危險廢物名錄》同時廢止。原本不屬于危險廢物名錄的廢物被列入名錄,但眾多企業對名錄的更新并未及時予以學習,相應的排污審批也未跟進,最終面臨刑事追訴。實踐中,也有眾多企業因危險廢物處置單位資質審查不嚴成為污染環境罪的共犯,另外排污設施維護不到位、員工未按排污規范處置污染物等原因都是污染環境罪的重要隱患。

    4、防制度出錯。企業由于財務制度不規范、制度執行不到位,股東、公司財產混同等原因而易引發刑事法律風險。

    企業財務制度的刑事法律風險是制度出錯的高發區,“家族企業”中企業、個人財產混同幾乎成為中小企業的通病,“企業是老板的,錢都是老板的”的思維誤區,是導致大多數企業家淪為刑事犯罪被告人的重要原因。

    5、防員工出錯。因員工涉刑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員工個人原因犯罪,構成個人犯罪,侵犯公司利益。如員工侵占、挪用公司資金,泄露公司機密,構成侵犯商業秘密罪等。第二類是,因員工管理不當,使公司涉刑,甚至導致公司負責人淪為被告人。如因企業安全生產責任制度不健全,員工工作失職導致重大生產事故發生。

    6、防老板出錯。企業家犯罪風險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即因企業經營行為而涉嫌刑事犯罪以及因個人原因而涉嫌刑事犯罪。企業家刑事犯罪風險防范的關鍵在于從“以人治企”到“以制治企”的轉變,做好上述五大防控內容。同時企業家加強自律,杜絕因個人原因涉刑,如賭博、酒駕、感情生活等。

    四、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產品供給

   (一)企業刑事合規審查服務

    1、企業刑事合規審查的原則

    一是法規意識。對于企業來說,企業要遵守經營地和注冊地所在國的法律規定,只有遵守法律規定的經營才是合法的,受到法律的保護。二是制度意識。要求企業內部要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在這個層面規范自己的經營行為。三是規范意識。要求企業員工遵守職業操守和道德規范,讓企業員工在思想層面形成規則意識,自覺規范自己的經營行為,形成良好的自律。

    通過上述三個意識的建設,形成企業刑事合規的企業文化,把合規精神融入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

    2、企業刑事合規審查的分類

    根據刑事風險可能爆發的不同階段,可將企業刑事合規審查服務分為日常刑事合規審查、特定刑事合規審查以及被控訴前自查三類,相關服務內容如下:

   (1)日常刑事合規審查

    企業日常刑事合規審查是指在特定刑事風險出現前,將企業刑事合規審查建設貫徹到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中,如業務模式的合規審查、規章制度的合規審查、企業人員的行為管理等七大版塊。限于論文篇幅關系,僅就以下幾個板塊進行詳細說明:

    1.1業務合規審查

    業務合規審查其目的在于“防業務出錯”,從根本上防范企業刑事法律風險的發生。通過調查、論證,結合市場調研及司法實踐的大數據研究,出具該類商業行為的刑事風險研究報告,最后根據前期論證,告知經營者可能存在的違規事項,對企業擬從事的商業模式進行合規設計,以規范經營行為。

    1.2規章制度完善

    對規章制度的完善,在于增強企業經營的制度意識、規范意識,實現從“人管人”到“制度管人”的轉變。規章制度的完善,若員工有違法行為,也可有效規避企業經營者的刑事法律風險。比如常見的重大責任事故罪,若企業建立了完善的作業規范,并有詳細的生產作業考核明細,即使發生了生產安全事故,也可有效地規避企業經營者的刑事法律風險。

    1.3重大決策把關

    重大決策的刑事合規審查,也是企業刑事合規經營理念的重要體現,如企業做出重大投資決定時應引入刑事合規審查,司法實踐中,有眾多投資者因為實際經營者的違法行為而被卷入刑事控告的困局,重大決策的合規審查應注重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擬投資項目的刑事合規論證,可參照“業務合規審查”的要點進行,出具審查報告。

    其次,對擬投資項目的合作協議進行審查,將風險規避條款融入合作協議中。

    再次,投資項目的實施進度審查,要求實際經營者出具項目實施進度報告,及時發現違規經營行為,并作出違規經營的責令改正行為,以證明盡到合理注意義務。若發現存在重大違法行為,及時作出風險防范應對措施。

    1.4刑事風險應急預案

    將刑事風險應急預案納入企業制度管理,是企業規章制度完善的重要一環,應急預案應包括以下內容:

   (1)成立刑事風險應急小組,小組成員應包括:企業負責人、管理人員、人事管理人員、財務管理人員、律師;

   (2)制定刑事風險反應程序;

   (3)建立刑事風險應急儲備金等。

    2、特定刑事風險合規審查

    特定刑事風險合規審查是指風險即將到來,有大量的跡象表明公司或者公司人員有可能面臨刑事風險,在正式進入刑事調查程序前,就潛在的刑事風險進行調查、論證、防控的行為。具體如下圖:

1

    3、被控訴前自查

    被控訴前自查是指在經過前期的合規審查、論證、防控未能有效阻止刑事風險的惡化升級,在刑事控訴風險即將來臨之前,為保證企業、企業家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合法權益而采取的自查、應對措施。

   (二)企業刑事控告業務

    1、概念

    刑事控告一般是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或其訴訟代理人,對侵犯被害人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依法向司法機關告發,要求予以懲處的行為。企業刑事控告業務作為企業刑事非訴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通常有三:

   (1)挽損失:通過刑事控告,挽回經濟損失,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2)示眾人:通過刑事控告,達到警示目的,防止類似案件的發生;

   (3)提籌碼:將刑事控告作為企業商業談判的籌碼,提高談判的主動性。

    在刑事立案難的現狀下,律師辦理刑事控告業務要堅持 “三要原則”:一是控告要審慎,對業務要挑;二是控告要專業;三是風險要防范。

    2、刑事控告的接案——審慎原則

   (1)定性上,明顯不構罪的不接;

   (2)證據上,基本證據不全的不接;

   (3)利益上,有沖突的不接。

    3、刑事控告的操作——專業化與流程化

未命名文件

    刑事控告的實操流程分為接待控告人、接收證據材料、論證控告方向等流程,律師在提供刑事控告服務的過程中應建立詳細的產品實操手冊,確定每個環節的操作要點,明確相應的法律依據,更好地體現產品的可視化和專業化。本文僅列舉部分環節的重要注意事項,以期拋磚引玉:

    (1)控告材料的書寫

    首先,一份專業的控告材料必須要做到兩點,一是事實陳述要客觀,案件定性有依據;二是控告材料要完整規范,裝訂成冊,一式三份(提交一份,控告人一份,留檔一份)。

    其次,出具風險告知書,告知書中告知控告事項有可能存在的風險,如控告不能成立、被反控告、誣告陷害等風險。告知書應由控告人簽字。

    再次,控告材料中一般不宜出現律所或律師的信息,減少執業風險,以控告人自己名義提交。

 

  (2)提交控告材料

    2.1要選對管轄地

    首先,職責分工

    根據《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轄分工規定》及后期的補充規定,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有公安機關經濟犯罪偵查部門管轄,具體到實踐中,則具體由區公安分局的經偵大隊或市公安局經偵支隊立案偵查。涉及走私犯罪的由海關緝私局和邊防公安機關管轄,部分由一般刑事偵查部門管轄。

    其次,地域管轄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和《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等相關規定,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以犯罪地管轄為主,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管轄為輔的原則,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結果發生地,居住地包括戶籍所在地和經常居住地。

    2.2律師陪同控告人提交,消除控告人緊張情緒,提升客戶體驗感,有效應對突發情況。

   (3)受理后跟進

    首先,公安機關受理控告案件后,要及時跟進案件的審查情況,注意案件辦理的四個期限:受案后審查期限、不予立案告知期限、復議、復核期限、立案監督期限。以經濟犯罪案件的審查為例,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

    其次,與辦案人員溝通,配合辦案機關補充收集證據;就爭議事項提出法律意見,為辦案機關審查案件提供專業支撐。

    (4)救濟措施

    4.1不受理的救濟措施

    若向經偵控告不受理的,可向派出所報案,由公安內部系統就案件審查進行流轉;對不予受理部門提起行政訴訟。

    4.2不予立案的救濟措施

    首先,通過檢察院進行立案監督。

    其次,可向其他具有管轄權的辦案機關提起刑事控告,適用于一個案件具有多個管轄地的案件。

    再次,換事實、罪名進行控告,事實、罪名不一樣,管轄部門不一樣。

    4.3不予起訴,提起自訴

    如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自訴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 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5〕16號

    第三條 申請執行人有證據證明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三項規定的,以自訴案件立案審理:

    (一)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侵犯了申請執行人的人身、財產權利,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申請執行人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對負有執行義務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6起拒執罪自訴案件典型案例。

   (5)立案后的刑事訴訟代理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4條的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在案件立案并移送審查起訴后,律師可作為控告人的訴訟代理人,繼續參與所控告的案件,及時了解案件進展,配合、協助司法機關辦理案件,提交法律意見,更好地維護控告人的合法權益。

   (6)談判

    談判是指控告人與被控告人之間的談判,刑事控告的目的通常為為了爭取談判的主動性,挽回企業經濟損失,在參與雙方的談判過程中,應注重以下幾個原則:

    一是合法原則,杜絕違法交易。

    二是時機恰當原則,通過刑事控告的方式達到談判目的,應注意把握刑事訴訟的程序規則,過早談判無法取得足夠的主動性。時機過晚,當案件正式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由于刑事訴訟的嚴肅性和不可逆轉性,往往又易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不利于談判的開展。

    三是利益適度原則,達到適度經濟利益即可,防止被控告方的過激行為,甚至通過反訴、違法行為進行報復。

    五、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中的執業風險防范

    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內容多、范圍廣、事務繁雜,且往往關系企業生產經營的深層次問題,如業務合規審查、被控訴前自查、刑事控告等事務,處處都隱藏著律師的執業風險隱患,律師應高度重視執業風險的防范,警惕成為企業、企業家相關違法行為的共犯,遭受行業處分,甚至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筆者認為構建相應的風險防范體系可從“四關”做起:

   (一)把好業務源頭關,高風險業務不接

    筆者在刑事控告業務的論述部分就已談到律師在接案時應遵循審

    慎原則,比如在業務的合規審查中,對那些明顯違背現行法律規范、公序良俗的企業經營業務,律師應拒絕做合規審查以及合規設計,切忌淪為違法犯罪分子的犯罪工具。

   (二)控好服務過程關,違規行為不做

    律師在非訴業務的辦理過程中應根據不同的業務類型,建立不同的執業規范及操作指引,方能更好地防范執業風險。如企業刑事合規審查業務應注重以下幾方面的操作規范:

    1、業務合規審查只做合規設計,不參與具體的業務執行。合規設計的本質在于對企業業務模式合法合規調整,是做正向的設計,在合規設計的文本中,應加入違規風險提示的內容,告知企業不得從事的相關行為。

    2、被控訴前自查的五大應對措施,律師的主要工作在于提供法律咨詢和指導,告知罪與非罪的界限、刑事訴訟的程序、享有的權利義務等,切忌與當事人串供,這個過程可參考刑事訴訟中律師會見的相關注意事項。另外,律師應做好相關工作記錄,體現當事人陳述的真實性,體現律師工作的合法性。

  (三)做好檔案管理關,執業行為有記錄

    律師代理的每一項非訴業務都要單獨建檔,將收案到結案的整個過程予以真實、詳盡記錄,以備事后查閱、自證清白。

   (四)鞏固風險意識關,以法為業,以律為師

    律師在提供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過程中,應加強執業紀律的教育和學習,鞏固風險意識,時刻銘記律師以法為業,更要以律為師。

    結語:

    良好的法治環境是企業創新、創業的沃土,營商環境的好壞事關社會經濟穩定大局,關系民生福祉。企業刑事非訴法律服務的有效供給是法律服務供給端改革的重要內容,以供給促需求,以需求培育供給,形成供需兩端的良性共進機制。律師作為重要的法律服務供給方,理應產品先行,服務大局,切實促進公平公正、透明高效、互利共贏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的建設。

    參考文獻:

    [1]參見《全省打造最佳營商環境法律服務專項行動推進會在衢召開》,http://www.zjsft.gov.cn/art/2018/4/22/art_1371202_17515650.html,發布時間:2018年4月22日。

    [2]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現象”與產能過剩的形成機制》,《經濟研究》,2010年第10期。

    [3]參見黃玖立,李坤望:《吃喝、 腐敗與企業訂單》,《經濟研究》,2013年第6期。

    [4]張龍鵬,蔣為:《政企關系是否影響了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產能利用率?》,《產業經濟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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